垃圾突围 | 上海城记
2017年的某一天，推开楼下的防盗门，收废品的一家三口就已经在那了。
父亲埋着头，双手熟练地在垃圾堆里挑拣，黑色帆布包挂在身上，带子很长，蹲下的时候总是拖在地上。母亲大概40岁左右，带着鸭舌帽、身材瘦削。
靠近门口，宽敞些的位置坐着一个有点奇怪的男孩，他的脑袋不时的会摇晃起来，两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偶尔能看到他很努力的张合着嘴巴，好像在说些什么，但总是听不太清楚。
早晨八点半，他们的三轮车上就已经整整齐齐叠满了废弃的纸盒子。还有堆了一地的瓶瓶罐罐、塑料制品、衣物棉被.....
早晨8点，三轮车上堆放整齐的纸盒子 © 梦婆
整理废品的父亲 ©梦婆
整理废品的母亲 ©梦婆
之后的每一天，总是能看到这一家三口以同样的姿态忙活在上海中心城区，这栋沿街居民楼的入口处。我总是假装像个路人一样，光明正大的窥探着他们的举动，揣测在这条道路以外，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还有什么样的故事？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他们早已融入了匆忙的街景中，又好像游离在这座城市的场景之外。上海，有2000多万人日以继夜的生产着垃圾，而其中的一部分人也靠垃圾生存。
几个月后，在2018年的春夏之交，一项政策让垃圾分类开始真正走进上海居民的生活，也暗暗影响着那些以垃圾为生的人。“垃圾”一时间成为了“焦点”：赶着上班的青年男女会因为没有按要求进行垃圾分类而被小区退休的志愿者们扣留教育；活了六七十年连“干湿垃圾”这个词都没听说过的大爷也被赶鸭子上了架；而隔壁小区的保洁员却因为这项新政策每天晚上增加了几小时的工作量......这场运动会成为中国垃圾分类回收史上的里程碑吗？
小区新建的垃圾房 © 梦婆
卓越城市，从生活垃圾分类开始
今年3月份，上海出台了《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明确了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程分类体系，与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定位相适应。目标在2020年底，基本实现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居民区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方案》一出，上海各居民区便开始了新垃圾箱房的建设，依照新的垃圾分类标准，垃圾箱也应配备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四个箱房，之前的旧垃圾房不适用了。原本没有相关用地指标的小区开始各出奇招，其中最常见的是把垃圾房与小区入口处的门卫结合。自此，许多小区最显眼的公共设施变成了“垃圾房”。
与小区门卫结合的垃圾房 © 梦婆
垃圾箱上标明的垃圾分类标准 © 梦婆
湿垃圾：骨骼内脏、菜梗菜叶、果皮、茶叶渣、花卉枝叶、剩菜剩饭；干垃圾：一次性餐具、灰土、破旧陶瓷品、污染纸张、烟头、宠物粪便；可回收垃圾：玻璃类、牛奶盒、金属类、塑料类、废纸类、织物类；有害垃圾：废电池、废墨盒、废油漆桶、过期药品、荧光灯管、杀虫剂。
为了提升垃圾分类投放的质量，采取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绿色账户激励、两网融合、大分流体系四项机制。
定时定点投放© 梦婆
据观察各个小区并没有严格执行定时投放，而是24小时均可投放，在规定的投放时间大概每天早晨的7:30-9:30，下午的16:30-17:30（每个小区时间略有差异）每个垃圾箱房都配备了志愿者和保洁人员监督居民进行正确的垃圾投放，其余时间居民可自行投放垃圾。
绿色积分© 梦婆
居民每完成一次垃圾分类投递，就可以获得积分，凭借积分换取相应的奖励。在调研中，作者发现，只要与工作人员熟识，就能得到相应的积分，持有绿色账户的老年人居多，年轻住户以及租房者的使用率不高。
两网融合© 梦婆
“两网”即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与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以“有分有合、分类分段”为原则。
大分流体系 © 梦婆
装修垃圾袋装归类、单独堆放，促进枯枝落叶的资源化利用
垃圾分类，谁的责任？
垃圾分类标准有了，新的垃圾房也建成了，但垃圾分类的习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于是“正确扔垃圾”的普及教育以及监督工作就交给了小区的退休志愿者和保洁人员。
李阿姨是从这个新的垃圾房建成后来到小区工作的，“这个活儿累倒还好，就是脏，什么样的垃圾都有，本地人谁会愿意干？老张（小区保洁的负责人）当时就来找我。11块钱一小时，中午能回去做个饭，我觉得还行就过来了”李阿姨从湿垃圾箱里捡起那罐刚被扔下的没喝完的豆奶，剪开一道口子，把剩下的半罐豆奶倒进了湿垃圾箱，塑料包装扔进了旁边的干垃圾箱。
“半年过去了，大多数人都会分一分，但分的不仔细，有的嫌脏懒得把湿垃圾倒出来，就把垃圾袋扔在地上，我不在的时候，没分的垃圾也往桶里扔，晚上的时候我还得把这些垃圾箱里的垃圾再分一遍，被检查出来分的不对是要被扣分的”
李阿姨从湿垃圾箱里捡起那罐刚被扔下的没喝完的豆奶，剪开一道口子，把剩下的半罐豆奶倒进了湿垃圾箱，塑料包装扔进了旁边的干垃圾箱。© 梦婆
在走访了几个小区之后发现，为了“不扣分”大多数保洁员都会选择用晚上的非工作时间把垃圾再重新进行分离，但是关于扣分后怎么处理，谁来处理大家也都不太清楚，好像也没有人因此受到实质性的惩罚。
值得思考的是，社区生活垃圾的干湿分离，责任人为什么不是生产垃圾、分类垃圾的居民，而是保洁员？因为他们拿了十一块钱一小时的工资？如果缺乏对个体在经济上、法律上的约束，光凭“呼唤”素质、义务、道德，以及奖励机制，生活垃圾分类能走多远？
据李阿姨所说，她所在的小区租房人口占比大、流动性强，新来的租客没有受到前几个月的知识普及，大多都不了解垃圾分类也不会主动去学习“分不好垃圾也不会怎么样，他们可能过段时间又搬走了，新来的还是不会分”。
狭小的居住空间也成为了垃圾分类的阻碍。如果严格按照分类标准，每户至少需要三个垃圾桶（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原本就小的空间就会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对于合租者来说“空间”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成为了一个“不分垃圾”的借口。
生活垃圾和可回收垃圾混在一起 © 梦婆
生活垃圾要分类，其他场所的垃圾呢？
虽然社区垃圾分类的标准完善了，但公共场所垃圾分类的标准依然没有统一。道路、公园、商场、地铁站等公共场所的垃圾桶设置两个投入口：干垃圾、可回收垃圾；而在大多数的办公楼只设置一个垃圾桶，所有的垃圾一股脑儿的混在一起，外卖盛行的办公楼生产的湿垃圾也许并不比居民区少？
也许有人会说“一口吃不成一个大胖子，事情一步一步来”如果垃圾分类必须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那么第一步应该是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大众环保意识的提升；而不是把垃圾分类的“空间区域”作为阶段性的划分的标准。自从所在小区今年四月份开展生活垃圾干湿分离后，我就过上了“在家分类扔垃圾，出门不知道垃圾往哪扔”的精分生活。
公共场合垃圾箱© 梦婆
上海路边垃圾箱© 梦婆
上海虹桥火车站垃圾箱© 梦婆
某办公楼里的垃圾桶 © 梦婆
其实上海并不是国内首个推行生活垃圾干湿分离的城市。早在2009年，北京就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建设了一批焚烧和堆肥设施，2010年，启动了垃圾分类达标小区的创建工作。
长期研究中国废品回收体系的美国南加州大学的环境史硕士、环保NGO“零废弃村落”发起人陈立雯在2010年对奥运村附近的大屯垃圾转运站进行考察的时候发现，在市区被分类回收来的垃圾，在那里被重新混合后运往北边20公里外的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处理，其中一部分被送入堆肥厂，经过机械删选后作为“厨余垃圾”发酵堆制。
她每次去看这个项目都会发现堆出来的“废料”中夹杂着大量的塑料和其他垃圾。今年六月，陈立雯再次考察阿克苏，发现垃圾堆肥变高了，填埋区变大了，日焚烧量达3000吨的焚烧场已经建成，灰碴的堆填区也已经开辟，可就是不见垃圾分类方面的改善。她把这称之为“掩耳盗铃式”的城市垃圾分类。
10年后的上海像当年的北京一样，众志成城，渴望通过努力成为全国垃圾分类的表率城市，但如果缺乏系统的分类收运和分类处理的体系，垃圾们的分分和和，不过也只是一部不痛不痒的肥皂剧。
上海退休志愿者参与干湿垃圾分类，事实上在干湿垃圾分离的过程中这些退休的志愿者们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 梦婆
全民参与垃圾分类，有必要吗？
是否需要进行垃圾分类？毋庸置疑是肯定的，但关于个体是否有必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过程中？确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作为全球范例的日本付出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包括精细化垃圾分类产生的高昂的运输成本、政府对垃圾回收处理厂的财政补贴以及日本家庭主妇每天花在垃圾分类上的时间。
日本如此疯狂的、持续的、不计成本的进行着垃圾分类的背后，作为支撑的是类似“武士道”的新时代精神，一种“不分类垃圾，就不配做日本人”的共识。
而持另一种观点的人则认为，“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是最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做法，与其让大量不知道怎么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每天消耗大量的时间来做这件事，还不如交给专业的本职人员。毕竟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关于垃圾的教育还处于“把垃圾扔进垃圾桶”的初级阶段。
作为西瓜的湿垃圾被扔在了干垃圾桶 © 梦婆
那么，在没有垃圾分类“基因”的中国城市，极力推广全民参与垃圾分类有必要吗？
2017年12月，中国政府宣布不再接受多种固体废弃物的进口，禁令在今年1月份生效，原来由中国接收的超过一半的全球洋垃圾转而流向东南亚国家。据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报道，2016年进口固体废料4658万吨，其中主要以废纸、废塑料、废金属为主，占总量的88.9%。
纪录片中，从海外运往国内的塑料垃圾
禁令颁布后，废料来源的大量减少严重影响了国内的垃圾回收产业，企业开始考虑国内废塑料的回收，但国内垃圾分类不完善，分类只能依靠人工，回收成本高昂，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企业将面临亏损，这也是之前大量国内企业不愿意做国内垃圾回收的原因。仅就国产再生塑料而言，今年2月份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超过60%。
国外废品原料急剧减少，国内的供给如果一直跟不上，更多企业将会关闭或者向海外发展，下游产能的丧失将让上游的回收产业崩溃，最终使国内自身的废品处理能力衰竭，到时候废品只能当垃圾处理。
在“洋垃圾”断供，“拾荒者”身份不被认可的中国，“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政策，也许是国内垃圾回收产业的一根救命稻草。
完善的产业链与夹缝中的从业者
张阿姨和她老伴儿，60岁左右，10多年前由亲戚介绍从安徽老家来到上海从事垃圾回收的工作，大多从事这份工作的人都不是单枪匹马，一位“拾荒者”的旁边一定围着一圈从事相同工作的亲朋好友。
今年四月份之前，他们还不是小区保洁，每天在小区的垃圾房转悠，倒腾垃圾。“现在好了，不用每天三四点就起床到垃圾房来找废品，这个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归我们俩，回收的废品也是我们的，虽然现在拿的固定工资，挣得没有以前多，年纪大了，就干点轻松的活吧。”
晚上八点，张阿姨和她的老伴儿还在垃圾房里忙活着，他们要趁着晚上空闲的时间，把白天没有分清楚的垃圾再分一遍。
晚上9点，张阿姨和丈夫还在工作 © 梦婆
早上7：00-10:00是张阿姨两口子固定的上班时间，也是居民们上班扔垃圾的高峰期。一辆载着三个人的摩托车呼啸而过，后座的女生扔下四五袋垃圾，张阿姨解开垃圾袋，里面是没有分类的生活垃圾，但他们来不及一一辨别，细致的工作只能留到晚上。
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社区里中老年人他们大多熟识，也不好意思硬盯着人家在垃圾箱旁把垃圾分了。在老张夫妻俩的心里总觉得，拿了钱，分类垃圾就是他们的工作，居民不分，理应他们来做。
一辆载着三个人的摩托车呼啸而过，后座的女生扔下四五袋垃圾 © 梦婆
混合的垃圾 © 梦婆
10点以后，他们不用守在垃圾箱旁边了，张阿姨走进小区另一个垃圾房的可回收垃圾间，里面堆着各种各样的从生活垃圾里面捡出来的废弃品：纸盒、塑料制品、废弃家电、棉衣棉被......
张阿姨来到小区另一个垃圾房的可回收垃圾间 © 梦婆
之后的一个小时，陆续的来了回收家电的、回收棉衣棉被的和回收纸制品的，过秤之后夫妻俩把这些“货物”搬上电瓶车。剩下的一大堆塑料瓶，要趁着晚上把它们运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废品回收站。
装满塑料的摩托车 © 梦婆
过了一会，回收纸制废品的也上门了 © 梦婆
剩下的一大堆塑料瓶，要趁着晚上把它们运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废品回收站。© 梦婆
在行内，垃圾回收产业链的不同位置有不一样的职责和称呼，徒步游走于社区内，从垃圾堆里翻找垃圾的是“拾荒者”，老张夫妻之前就是拾荒者；骑着三轮车或开着卡车，面向居民和拾荒者收购废品的称作“游商”；那些聚集在郊外城中村的废品回收市场，占据一个摊位既做经营又当住处的称之为“座商”。
张阿姨和这些“游商”之间并不留联系方式，大家彼此了解工作时间，心照不宣。让我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游商”并不是所有种类的废品都回收，一家只回收一种。他们在几十公里外的郊区有存放货物的仓库，达到一定的数量级之后，工厂才会开着大卡车来运货，这些废品会被运往广州等地进行加工。每一种废品都有各自的回收处理厂家，供应链清晰，高度专业化，又要求“游商”们对于废品种类有清晰的认识，同是塑料制品，不同的原料价格、用处都不一样。
纪录片中，垃圾分拣从业者通过气味来辨别不同的塑料制品。
“像这样的棉衣棉被，我回收过来的价格是两毛一斤，卖给我的下家是4毛一斤。”“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货卖给你的上家？这样可以多赚两毛”“我在这行干了快十年了，前面跟着别人做了两年才把这行当摸清楚，怎么找上家、找下家都是有门道的，大家都做好自己的本分，赚自己的那一份钱。”
装着棉衣棉被的三轮车 © 梦婆
“现在的行情不能跟前几年比了，好多干这行的朋友都不在上海了，农民房拆迁后租房成本越来越高，我在青浦租的几十平的仓库都要2000一个月，你不租有的人要租。”
陈立雯估计，废品在中国城市垃圾中所占的比例约为30%，其中近90%得到回收。而在环保理念和政策都领先全美的加州，这个比例也只有35%左右。在一篇题为《废品回收何去何从》的文章中她提到，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来自河南、河北、四川等地的农民工逐渐替代了由全国供销社建立的“废品回收站”网络所代表的国有物资回收体系，成为这个产业的主力。
夜间工作的垃圾回收者 © 梦婆
许多年来，虽然政府曾多次尝试用政府回收体系替代已经成型的拾荒体系，但一直未果，民间垃圾回收成为了不可替代也不被承认的产业。
对于老张夫妻来说，不管是拾荒者，还是社区保洁员，工作内容没有变，愿望也没有变，在上海再留几年，再多赚几年钱。
“钱”和“命”有的选吗？
“早前没有塑料也没有饿死，这里的人都看着这个挣钱了，反过来说子孙后代也没有块好地方了，有钱买不来生命。”《塑料王国》的纪录片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妇女们围坐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分拣塑料垃圾，聊天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歧，一方认为“有了钱什么干不了？”，而另一方认为“有钱买不来健康”。
纪录片《塑料王国》场景
“钱”和“命”是困扰大多数中国人一辈子的问题。在垃圾这件事上如果高效的废品回收体系、垃圾分类与成熟的垃圾末端处理相结合，那么“钱”和“命”也许并不一定是对立的，只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10月的一个周末，我推开楼下的防盗门，鼓足勇气走向依然忙碌在垃圾堆里的一家三口，他们却意外的从容。男孩一出生就是脑瘫患者，夫妻俩为了能够随时照顾他，十几年前就到上海从事了垃圾回收的工作。“这是一份工作，和其他职业没什么不同。”那位父亲这么对我说。
我依然记得几个月前，当我推开门看到满地垃圾和这个男孩时，那种嫌恶又好奇的心情。
休息中的父亲 © 梦婆
reference：
《跨域洋垃圾：全球经济、社会与空间的不均发展》 端媒体
《环境与卫生的老话题，拾荒者如何撑起再生资源产业链》 好奇心日报
《为什么垃圾分类投放在中国进行得不如日本等国家好？》知乎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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